2007年10月号封面

　　再见他已经十多年后。黑了，瘦了，不再光滑的脸，有十多年岁月的烟尘，但牙齿很白，眼里还有光。那年大学毕业，他一人背起行囊回到老家湖北英山，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当起了老师。后来几次同学聚会，也没有见他。
　　8月他到北京，带来一群孩子。那是今年从全县考上英山一中高中部的20名学生。学校这么做，一是奖励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，二是看看北大清华，确立更清晰的目标。
　　洁白的短袖衬衣，学生蓝长裤或短裙，这是20名一个中国普通县城的优等生。这些孩子才十五六岁，没有城里孩子的放松和时髦，可面容纯净，目光清亮，一点儿也不土。
　　同学嘱咐我带几本杂志，给孩子们开眼界。我带了3本。一是我们06年4月刊，封面专题《少年中国》。那篇报道记录了郎朗、韩寒、丁俊辉等一批20出头少年的成长。一本06年9月刊，《100个中国人的梦想》。我们采访了100个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普通中国人，记录了他们伟大或是卑微的梦想。第三本是今年1月刊，《影响我们未来的100人·事·物》，希望那些有关未来的炫目图景能给孩子们以想象。
　　可能少见这样印制精良、花团锦簇得有点虚张声势的杂志，孩子们显然被吸引了，杂志里展现的世界对他们完全陌生。兴奋或茫然，还有的一脸矜持，那是一个少年面对花花世界的自尊。我无法确切知道这几本小书究竟给了他们什么，但还是第一次非常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文明生活的影响和流传。我希望这几本杂志所展现的人生故事和生活品质，能够在课本之外丰富他们对未来的向往，激发斗志，开启他们对世界的好奇……在那个短暂一见的晚上，我想告诉他们的比几本杂志要多得多。
　　跟朋友聊过，我人生有个无法挽回的遗恨，就是在学生时代没碰到过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老师。那么多懵懂又饥渴的日子，我们像一只只土拔鼠，在没有方向的沙漠里寻找水源，几近绝望而亡。直到有一天，在青春期的尾巴终于看到美国电影《死亡诗社》，才如梦初醒：在那所可怜的贵族中学，基廷老师像灯塔一样（久违的比喻！可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了。）刷亮了学生们被世俗蒙垢的心灵。理想、生命、勇敢、坚持，美与恶，诗与爱，仁慈与反抗，那部电影几乎隐含了我青春晚期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精神体验，确定和扩展了我的人生格局，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多么需要这样强有力的提携。若干年又若干年后，它们繁衍、冲撞、挣扎和沉淀，作为一种品质延续在这几本薄薄的杂志里。
　　开阔的胸襟，良好的趣味，纯正的世界观，这种精神的开启对我们危机四伏的人生多么重要啊。它在什么时候，以什么方式出现，都是机缘。它最终和时间一起，构成一个人的命运。
　　2个月前碰到一个美国人比得·海斯勒，《纽约客》驻北京记者。那个30多岁的年轻人曾在密苏里大学修创意写作，获英国牛津大学文学博士。12年前，他只身前往四川涪陵，在涪陵师范学院做了三年英文教师。在那个人口只有20万的古城，他是一个世纪里第一个到达的美国人。
　　海斯勒对那个深锁在长江上游的古城没有偏见和恶意。他放弃大学里所学的后现代、后殖民、新历史主义的条条框框，用一种常识而人性的视点面对他看到的一切。他带着学生在涪陵喝茶看书，站在江边看“白鹤梁”自唐朝以来的水文石刻，沿着一千年前开凿在江边峭壁上的古老小径徒步旅行。他教学生诵读和理解莎士比亚十四行诗，描述900年牛津古城的英伦典雅，解析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……。这一切发生在十年前中国中部那个封闭的小城和学校，简直是个奇迹。现在他的学生遍及全国。在上海，南京，在北京在香港，都会有当年的学生告诉他，那时候，他们确实从他身上，才感受到世界之大，还有完全不同的人类和生活。
　　不要以为我在讲一个希望工程的故事。在我们每个人的少年、青年时期，都会遭遇或者错过一次重要启蒙，也许只有几十年后，我们才能意识到它对我们人生产生的重要影响。
　　多年来，四处旅游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即到哪儿都喜欢去当地的学校看看。在湖南凤凰，我曾游荡在沈从文就读过的的文昌阁小学，这个学校依山而建，古树参天，一排排平房教室掩映在风环雾饶的森林里，沈从文当年因逃学而被罚站的那株海棠已经是遮天蔽日；在德国海德堡，我见到了最漂亮的大学：山岚、河流、古战场遗址，还有那条黑格尔、韦伯、海德格尔散步的“哲学家小径”；柬埔寨，金边到吴哥灰土飞扬的公路上，唯一让人眼明心亮的就是散落在沿途的学校，白衬衣，蓝裤子，骑在自行车上飞奔的少年，这给那些贫瘠破败的热带乡村带来最生动的生命想象；还有西藏，岗仁波齐峰下，我们的车在清晨经过一所高原学校，简陋的校舍和围墙，牛粪，炊烟和狗，背着书包，流着鼻涕，带着高寒笑容向我们挥手的孩子们……这些场景总会让我沉溺和温暖，让我想起有关学校、青春、生长、命运和滋养这样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词语，那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初始的诗意，是已经丧失，在随后的日子里又被一再怀想的诗意。